武汉地处中国腹地，扼长江中游，交通便利，素有“九省通衢”之称，所在的湖北地区，经济文化较为发达，尤其张之洞督鄂，举办各项新证，兴办新式学堂，两湖青年才俊云集，大批知识分子出国留洋，风气大开。湖北编练新军，大量吸收青年知识分子入伍，在湖北新军中，新思想新观点新文化一度盛行。
胡瑛
1902年底，吴禄贞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，被张之洞委为学务处会办、营务处帮办等要职。之后，吴禄贞与湖北革命志士同仁吕大森、朱和中、李书城、时功壁、时功玖等人经常在武昌花园山李步青寓所和水陆街吴禄贞寓所集会，畅谈革命，鼓吹排满，并介绍有志青年入伍当兵，虽然没有发起革命组织，实际上形成了一个革命团体。1903年，湖北地区的拒法拒俄运动开展就很有气势，在接到京师大学堂的通电后，武昌学生和各界爱国人士300多人，在吴禄贞、吕大森、朱和中组织下集会曾公祠、三佛阁，声援抗俄。同时湖北地区进步书刊的发展也极为喜人：万声扬、时功壁创立的昌明公司秘密翻印和输入革命宣传品；吕大森、朱和中组织的活版印刷公司大量印售革命书刊。
刘静庵
1904年初，吴禄贞北调入京任练兵处骑兵科监督，时功壁、朱和中等人出国留学，那个无形的革命团体也就离散了，但是湖北地区的革命形势继续向前发展。当时湖南已成立革命团体华兴会、湖北革命志士加入的不少，如吴禄贞、李书城、万声扬、朱子陶，同时华兴会成员出入必经湖北。1904年春，两湖革命志士刘静庵、曹亚伯、胡瑛、张难先、吕大森等人齐集武昌商量进行革命的办法，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：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，运动军队非亲身加入行伍不可。
为什么要运动军队？因为，新军的士兵，一般都从民间选募，出身贫寒，容易灌输反清思想。同时，在新军里还有一部分士兵有一定文化程度，容易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。在革命志士们的宣传鼓动下，又有不少青年知识分子参加新军；甚至有一部分留日学生归国在新军中充任中下级军官，他们在军队里利用合法的身份，进行秘密的革命活动。
1904年3月，华兴会成员胡瑛通过黄兴介绍给吴禄贞进入湖北，加入新军。胡瑛与同营张难先方结军中知识分子，散发《革命军》、《猛回头》、《孙逸仙》、《黄帝魂》等革命书报，还在饭后、操间讲历史故事，启发士兵觉悟。同时，回乡养病的吕大森也回到武昌，华兴会副会长宋教仁到汉读书，武汉地区聚集的革命志士已然不少。
宋教仁
1904年5月，张难先、胡瑛与同营的朱元成、雷天壮、陈从新、毛复旦、李胜美，学界的吕大森、曹亚伯、欧阳瑞骅、康建唐等12人在武昌斗级营召开筹备会，共推吕大森起草章程，由胡瑛、张难先、康建唐、朱元成4人审查后交大会通过。革命团体定名为“科学补习所”，表面上以“集合各省同志，取长补短，以期知识发达无不完全”为宗旨，实际以心记之宗旨“革命排满”四字为主。
7月3日，科学补习所正式召开成立大会，到会者30余人。吕大森被公推为所长，胡瑛任总理，时功壁任宣传干事，宋教仁任书记干事，康建唐任庶务干事，并且确定各处代表，负责各单位的会务联络工作：刘度成为武高等学堂代表，陈应甲为武普通学堂代表，刘静庵为前锋营代表，朱子龙、李胜美为工程营代表，宋教仁、欧阳瑞骅、刘复基为文普通学堂代表，朱子陶、易本羲驻所办事。
科学补习所对外是一所补习学校，主要招收在校学生课余补习，每周日由教员轮流讲授历史、数学、外语、理化、卫生等课程，隐瞒官府，掩人耳目，实际上是革命党人聚集同志进行革命宣传、组织革命活动的机构。补习所章程规定，它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接待“远来愿入学堂及入营者”并“代为安置一切”。科学补习所成立后，介绍知识分子从军，会党分子入伍，要求会党人士接受排满革命的密约，大力开展军学两界的宣传鼓动工作。
7月，黄兴由沪返湘过鄂，科学补习所开会欢迎。会上，黄兴告以华兴会甲辰起义方案，科学补习所成员均表赞成，双方约定共同发动武装起义：湖南发难、湖北响应。随后，科学补习所投入了紧张的准备工作：胡瑛负责武汉方面的指挥兼任华兴会湖北支部总理；吕大森兼施南及四川华兴会支部总理，与康建唐赴施南组织响应；周维桢、张荣楣赴四川联络会党；何自新赴荆宜联络会党；刘静庵负责发动马队；张难先负责发动工程营。其余各地各校均有专人负责，宋教仁赴长沙与黄兴联络；曹亚伯为湘鄂联络员；华兴会购买的军械分给科学补习所的部分由胡瑛、王瑛到江西湖口运回。科学补习所还确定了行刺计划，湖南一经发难，就立即行动：王汉行刺张之洞，易本羲行刺张彪，同时，李胜美带工程营直取火药库，然后大家各自协同行动。10月，华兴会起义事泄，28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兵围科学补习所。幸得黄兴事先电告，枪械得以安全转移，各成员也安全藏匿。结果，张之洞一无所获，以开除欧阳瑞骅和宋教仁学籍了事，不过科学补习所也就形同虚设了。它的成员大都先后参加日知会、文学社、共进会等革命团体，继续大力开展革命活动。
